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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赞成《也谈"好墓"》一文，把青铜器铭文"好"解释为精魂借助的托魂树，具有通天地的巫术功能，从而提出"好墓"墓主不是商王武丁配偶而是神职人员——巫觋的学术观点。从青铜器铭文解释、商代青铜礼器判定标准、祭祀者与受祭对象、甲骨文中的好和殷墟好墓出土的带"好"、"司辛"、"司母辛"的青铜器铭文等方面看，好墓墓主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好。据传出土于山西的一批贾国青铜器对于研究贾国的历史十分重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明确了贾国的地望，反映出强烈的周文化特点。从这批铜器的本体出发，还可以探讨贾国的财力、爵位、外交政策以及灭亡的一些史迹。另外贾子叔子屖盘不是西周姬姓贾国的器物，具有强烈的海岱文化特点。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印章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学等辅助性质的职。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印章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父亲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多年来，陕、甘两地连续出土长方窄片状玉人四批，学者多以为是"人牺"或"人殉"。然而分析此类玉人的性质，既不能脱离其祭祀性质的出土单位，也不要忽视器物选材的特殊性。"巫以玉通神"，周公制礼作乐，更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从此玉、巫、神三者绑定，成为独具特色的礼仪制度。古人举行祭祀活动都要有一定的仪式，如杀牺、燔烧、掩埋、唱歌、跳舞等，巫是必不能少的角色。本文根据出土遗迹单位的祭祀性质和玉人选材的特殊性，首先追溯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质人像或图案的宗教意义，而后列举了周、秦、汉祭祀属的设置以及民间的巫觋活动，认为此类玉人代表的不是人殉和人牺，而与巫祝有关，取招引候神之意，是先秦时期暴巫、焚巫陋习的孑遗。按水平层发掘是旧石器考古发掘的传统方法。在我国，这一传统方法因为后岗三叠层的发现而受到了挑战，但是新的按自然层的发掘方法无法取而代之。旧石器考古发掘中，按水平层和按自然层发掘的方法应该互相借鉴，发掘方法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堆积的特点、堆积的时间尺度、埋藏性质和研究目标等因素。云冈、龙门、巩县、响堂山石窟的佛衣类型演变脉络清楚，是进一步认识分裂时期南北、东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唐代影响地方的重要线索。凉州地区及南朝是四处石窟南北朝时期佛衣样式形成的主要来源。唐代两京地区汇集了南北朝的佛衣样式而形成范式，并对西部及南方地区的佛衣样式产生影响。跃进村人马陶灯是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罕见、经典艺术品。它的出土对于鉴别博物馆所藏相似陶灯的真伪，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比目前所收集到的陶灯材料，发现它们之间有较多的相似性，从而推断应属于相同的地域文化。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较大的差异，应与它们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有关。跃进村出土的人马陶灯时代较早，对于探索这类陶灯的来源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大河村彩陶艺术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它朴素的造型美、抽象的装饰美、雄健的色彩美在原古时期众多类型的彩陶艺术中别具特色， 。大河村彩陶充分展示了中原大河先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为中原文化的悠远厚和博大深沉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四千多年过去了，大河村彩陶虽历年代久远但却又充满很强的现代气息，当代的诸多艺术创作和设计构思仍受这些古代艺术的浸染和影响，研究和探讨大河村彩陶艺术的美学特征对于我们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实用价值。由花东甲骨文和作册般鼋铭文的记载可知，射牲礼起源不晚于商代中晚期， 初其举行的地点通常在自然形成的河流沼泽等水边，射牲结束后多伴随有祭祀活动。之后射牲礼逐渐发展完善，由麦尊和伯唐父鼎等青铜器铭文记载可以推定，至晚到西周早期，天子在辟雍乘舟射牲的仪式已明显区别于习射及以"择士"为目的的大射，其不仅与祭祀相关，且已具有象征天子亲自射猎以"示亲杀"的特点。